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司马迁写的《报任安书》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内心对于自己是否要「以死明志」的矛盾与挣扎，以及他最后作出的决策。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儒学强调人要「守节」，强调「舍身取义」。如果人没有守住自己的名节，甚至需要自杀。很明显，这从根本动机上讲，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此强调名节以至于使他比生命更重要。由此看来，司马迁没有选择自杀，而选择不顾世俗的眼光活着，写完《史记》这一行为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同时也是突破性的。然而我认为，从他本人而言，这样选择几乎是一种必然。试想，当你被推向一个「不得不死」的境地的时候，你还会害怕什么？当一个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必定需要去死，那么，世俗的眼光、旁人的嘲讽，难道不是微不足道的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儒学把名节放在生命之上的做法使得「守节」在人们心中极度重要，又极度脆弱。目光转向今天，我们如今的伦理学已经把生命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认为生命比一切其他事物重要。这是社会的必然进步。而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把任何一件事物放在比生命还重要的位置上的观念的脆弱性，正是这种进步的背景和内在推动力。因此，这种进步是必然的。

在信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司马迁尽管选择背离所谓名节，但是仍然非常在意世人对自己的看法。可以说，他活着也只是为了改变世人眼中自己的形象。（无明确的参考来源，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他活着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把自己的《史记》写完，然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然而，我并不赞成他的这种想法。我更倾向于把人理解成「自我」，而我们所做的事，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则是「自我」的一部分在世界上的投影。又或者说，「自我」是一个函数，而我的经历、看到的和听到的则是输入这个函数的自变量。函数的输出，也就是因变量，则是那一刻我所做的行为。而人一旦死亡，也就是「自我」与世界不再发生关系，其他人所认知的那个人的「自我」即是不真实的、片面的。原因在于，一个人在世的时候我们对他作出的评价会影响到他的行为，也就是影响输入的自变量，而他死亡后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我认为我们自己活着的时候思考自己死后其他人怎样看待自己是毫无意义的。

司马迁的生死观让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一个概念——自杀者。然而我的文字过于浅陋，这里直接摘录原文如下：

另外一个特征是他是自杀者。这里得说明一下，只称那些真自杀的人为自杀者是错误的。这些人当中甚至有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偶成自杀者，自杀不一定是他们的天性。在没有个性、没有鲜明特征、非饱经风霜的人当中，在普通人和随大流的人当中有些人因自杀而身亡，可他们在整个标识和特征上并非属于自杀者一类，而相反在那些本质上是自杀者的人当中有许多人，也许大多数人从来没真正自杀过。自杀者（哈里就是其中之一）与死神的关系不必特别密切——这点人们能做到，不必完成自杀行为。但自杀者的特点是，他觉得他的“我”，不管正确与否，是大自然中一个特别危险的、成问题的、被危及的萌芽，总觉得自己特别惹祸招灾、遭受危险，好像他站在最狭窄的岩石顶，只要外部轻轻一推或内部有一丝丝的软弱就足以让他坠入空谷。这种人的命运的特征是：自杀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可能的死亡方式，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想象的。这种心境几乎总在少年时代就已显现并贯穿其一生，这种心境的前提不是生命力特别脆弱，恰恰相反，人们在自杀者中看到的是特别有韧劲、有欲求、也有胆量的人。就像有些人得点小病就容易发烧一样，我们称为“自杀者”的，总是很敏感、善感的人，他们遇到哪怕很小的刺激都容易深深沉浸在自杀念头中。假使我们有门科学有勇气与责任来研究人，而非只是研究生命现象与机制的话，假使我们懂点诸如人类学和心理学之类的知识的话，那么这些事实便会人人皆知。

我们在此对自杀者的一切论述自然只涉及表面，这只是一点心理学，也就是一点物理学。从形而上学角度看事情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会更加清晰，因为这样观察“自杀者”就看到他们是负有个性化罪恶感的人，在这些人看来，生活的目标不再是完善、提高自己，而是消解，是向母亲回归，向上帝回归，向宇宙回归。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完全没动力实施真正的自杀，因为他们认识到自杀是罪孽。然而对我们来说他们仍是自杀者，因为他们不是把生，而是把死看作拯救，他们乐意抛舍自己、献出自己、灭掉自己，回归初始。

正如每种力量都能变为懦弱一样（可能非得这样），典型的自杀者反过来也常能变表面的懦弱为力量与支撑，他甚至常常这样做。哈里这匹荒原狼的情况也属此类。像千万个他这种人一样，他想象着通往死神之门随时向他敞开，他不是把这种想象变成一种青年人忧伤的幻象游戏，而是相反，他正是从这个想法中为自己找到慰藉与支撑。他这类人虽然每次受打击、每次痛苦、每种糟糕的生活状况马上在他内心唤醒以死来解脱的愿望，可他恰恰从这一倾向中逐渐为自己打造了一种有助于生存的哲学。他想着那个紧急出口始终敞开着，熟知这一想法给了他力量，让他产生品尝一下痛苦和逆境的好奇心，当他身处逆境时，有时可以以狂喜的心态，以一种幸灾乐祸之心感觉到：“我倒是想看看一个人到底能承受多少！一旦事情达到所能承受的界线，我只需打开门就逃脱了。”有许多自杀者因有了这种想法而获得非同寻常的力量。

另外一方面，所有自杀者也熟谙怎样与自杀的诱惑进行抗争。每个人都在灵魂的某个角落里清楚地知道，虽然自杀是条出路，但毕竟只是一个有点破败的非法紧急出口，其实，比起亲手杀死自己，让生活本身战胜、杀死自己要崇高得多，好得多。这种认识，这种与所谓的自慰者的内疚同源的内疚，让大多数“自杀者”持续地与他们的欲望抗争，像盗窃狂与他们的恶习抗争一样。荒原狼大概也熟悉这种抗争，他变着法地用各种手段进行抗争。最终在四十七岁左右时想起一个不乏幽默的妙招，这常令他开怀。他把五十岁生日定为可以自杀的日子。他和自己商定，在这一天应由他自主决定是否走紧急出口，要视那天的心情而定。他认为，不管他遇到什么事儿，生病也好，贫穷也好，经历痛苦与辛酸也罢——

一切都有大限，最多只是这几年、这几个月、这几天的事情，过一天就少掉一天！他现在的确对有些不幸更容易承受了，要是以前，这些不幸会折磨他很深很久，也许撼动了根。如果出于什么原因他的情况糟糕透顶，如果除了生活的荒芜、孤僻与不打理外还有巨大的痛苦或损失，那么他就能对痛苦说：“你们等着吧，还有两年我就是你们的主宰！”之后他就满怀爱意地憧憬着五十岁生日那天早晨会收到贺信与祝福，而他，确认刮胡刀在手，告别所有的痛苦，把门在身后关上。然后骨头里的痛风、抑郁、头痛和胃痛都将统统滚到一边去。

——黑塞《荒原狼》